書評│出生就站在三壘，但以為自己打了三壘安打
「你現在有兩個選擇……」
有一回我太太在上藝術課時，遇到一個三歲大的孩子還沒收完材料就想要玩玩具的狀況。她跟孩子說：「現在還不能玩喔！要先整理好材料，才能玩玩具，這是我們的規矩哦！」沒想到他就爆哭，喊著說他想要玩。於是太太跟他說：「我知道你真的、真的很想玩玩具，但我要很認真地跟你說，你現在有兩個選擇。第一，把桌上的材料收完，你就還有十分鐘可以玩玩具。第二，繼續在這邊哭，直到媽媽來接你，但這樣就不能玩玩具了。」突然，這位孩子很神奇地就不哭了，立刻收拾桌面，甚至還幫忙擦桌椅。
我有時看太太跟孩子的互動，都不得不敬佩她的智慧，總能先肯定孩子的情緒、聽懂他們的需要、再解釋團體的規則，一步一步地引導他們。然而，跟孩子講道理、讓孩子有選擇權的教養方式，其實是晚近才在台灣成為主流的。還記得小時候，我在馬路上哭鬧吵著要買玩具，故意在斑馬線上走到一半就不走了。我媽沒有跟我講道理，也沒有給我選擇權。她只是不耐煩地回我說：「沒有玩具！你不走，我就先走了！」我只好放下自尊，哭著臉奔向媽媽。
我們的教養文化，歷經了很大的轉變。孩子從依賴於成人，轉變成權利的主體；教養方式從威權管教，轉變成重視說理、不打不罵；空閒時間從野放成長，轉變成規劃栽培。然而，儘管主流的教養腳本期待父母花更多時間投入在孩子的成長中，積極培育孩子的天賦與才能，但往往忽略不同階級的家庭，有不同的教養資源，進而將勞動或貧窮階級的教養方式貼上「疏於管教」、「不適任父母」、「不夠積極」的標籤。
不同階級的教養模式：規劃栽培與自然成長
談到不同階級的教養策略，就不得不提到美國社會學家安妮特‧拉蘿（Annette Lareau）的經典著作《不平等的童年：跨世代社會學革命性經典鉅著》（Unequal Childhoods: Class, Race and Family Life）。她在本書訪談88個來自中產階級、勞動階級與貧窮階級的家庭，並進入12個家庭進行深入觀察，寫下極為豐富的民族誌研究。拉蘿透過不同家庭的故事，呈現階級作為社會結構的力量，是如何影響父母的教養策略，又為孩子的成長帶來何種影響。
拉蘿指出，中產階級的教養傾向「規劃栽培」（concerted cultivation），注重孩子的認知發展、積極安排多元的課外活動，並以說理為溝通模式，讓孩子逐漸產生「權利感」（a sense of entitlement）。相對地，勞動與貧窮階級的教養傾向「自然成長」（natural growth），除了滿足孩子的基本需要，大多任其自行發展。他們大多以直接下指令的方式作為溝通模式，讓孩子逐漸產生「侷限感」（a sense of constraint）。
規劃栽培的忙碌，自然成長的侷限感
中產階級的教養模式真的比較理想、比較正確嗎？拉蘿透過她細膩的觀察指出，儘管父母花大量資源栽培孩子（各樣體育活動、才藝班），可以讓他們培養未來於教育或職場上的有用文化資本，但往往在過度密集的行程中，犧牲了家庭相處的時間，也讓孩子很難適應自由的時間，一沒有組織式的活動就會「無聊」。相對地，勞動階級的孩子因著父母忙於工作，無暇管他們，反而享有比較多的自由時間。這讓他們得以與非正式的同齡群體嘗試各種遊戲，學習制定規則、管理衝突的社會能力。他們更能獨立探索這個世界，在空白的時間發揮創造力，不怕沉悶與無聊。
然而，談到語言的使用，中產階級強調的「說理」，就能讓孩子在未來享受主流體制中的各種好處。因為在現代社會，老師與老闆喜歡的是善於說理、勇於協商、富有主見的人。中產階級的孩子從小就被當「大人」看，當與父母的意見衝突時，父母會傾向花時間解釋、引導，並尊重孩子的選擇。這為孩子帶來權利感，認為自己的意見很重要，可以跟大人平起平坐。但勞動階級的溝通模式往往是「直接下指令」，孩子與成人的世界有一明確的界線，孩子只有服從的義務，沒有協商的地步。他們沒有機會跟成人談判，也較少整合自己的想法、發表論述，使得他們有較少學習新詞彙的機會。這無意間影響他們日後在課業的表現，加深面對學校、醫療機構與職場時會浮現的侷限感（覺得自己不如這些「專業人士」）。
介入體制與非正式知識的重要性
我認為《不平等的童年》一書最精采的分析之處，在於拉蘿深刻地指出孩子在學校體制的成就，相當有賴於父母的掌握與介入。中產階級的父母，有較多的文化資本，可以為孩子安排最適合的教育，甚至積極地干涉老師的教學方式。例如，向老師抱怨作業太多，或是認為孩子應該要轉到資優班學習。因著他們的高教育程度與高階白領的工作經歷，他們可以理解老師的專業知識語言，並認為自己有權利與責任干涉教學體制，或與老師協力對孩子進行規劃栽培。
然而，勞動階級的家庭卻有意與學校保持微妙的距離。這些父母不了解專業人士的用字遣詞，只能默默順從，並傾向認為教育是老師的任務，父母無須積極與老師聯絡。但由於規劃栽培是主流的教養模式，他們常常被老師視為「不適任」，不花心力在孩子的認知發展或閱讀能力上，導致他們落後於同年級的學生。拉蘿說道：「老師不希望家長順服或聽命行事，他們追求矛盾的策略，既希望家長們主動參與、有意識地帶領孩子的學校體驗，但又同時要有禮貌、順從，並支持教育者的教學計畫，只要意見相左，家長應立刻服從教育者的安排。」[1]這樣的教養方式，對於時間與資源匱乏的勞動階級家庭而言，成為頗難達致的理想。
除此之外，中產階級的孩子更有機會藉由「非正式的知識」，獲得較好的教育資源。父母明白各高中與大學的排名與學校特色，會積極協助孩子準備考試、申請學校，甚至藉由各種人際關係了解有關升學的重要資訊。例如，書中的塔林格女士就透過在長春藤聯盟大學任職的「朋友」，得知這些競爭比較激烈的大學，很重視孩子是否有在高中修習一些較困難的課程。因此，她希望孩子可以提早在高中就修最嚴格的課程，以為將來申請大學做預備。
相對地，勞動階級的父母對教育體制的知識所知較少，他們不太清楚該如何為孩子安排最適合的學校，也不知道申請學校的複雜手續。在他們的成長經驗中，大學彷彿遙遠的國度。因著資源的匱乏，他們也傾向叫孩子趕快工作，而非繼續升學。拉蘿特別指出，儘管「勞動和貧窮階級的青年有才能、有決心，但他們沒有成年人的幫助，無人替他們介入體制。」[2]
長期下來，因著社會階級帶來的兩種不同教養方式，形塑了不平等的童年。中產階級的規劃栽培相較於勞動階級的自然成長，顯然更能轉換為未來在社交或職場上的利益。這些孩子從小就培養權利感，有自信地認為可以跟體制打交道，甚至讓體制為自己服務。
「出生就站在三壘，但他們以為自己打了三壘安打」
說到底，為什麼要這麼強調社會階級的影響力呢？拉蘿認為，因為我們都傾向認為成功是來自於自己的才能與努力，卻沒有察覺到原生家庭的優勢，是如何在成長歷程中不斷地給予我們特殊的資源，為我們鋪平了前方的道路。這讓我們產生一種錯誤的思考方式，即認為那些沒有學習能力的孩子，都是因為他們不努力，或父母不夠用心。再者，社會沒有平等地看待不同教養方式的價值，反而一味推崇規劃栽培，貶抑自然成長。這讓我們忽略規劃栽培的缺點（過度緊繃、焦慮），以及自然成長帶來的優點（自由、創造力）。事實上，規劃栽培會成為美國主流的教養模式，也是來自日趨不平等的社會脈絡。拉蘿指出，這跟美國經濟型態的改變有關。由於許多產業外包給其他國家，高薪的製造業變少，低薪的服務業變多，人人必須爭相取得好學歷，才能在高度競爭的市場中獲得優渥的工作，這使許多有資源的焦慮父母開始採取規劃栽培的教養方式。
拉蘿用一個很巧妙的比喻濃縮本書：「中產階級的孩子們『出生就站在三壘，但他們以為自己打了三壘安打』」。[3]相較於階級的影響，美國人更傾向相信每個人都該為自己的成就負責：只要努力工作，就能獲得機會，讓天賦與才能帶我們實現自我。這種個人主義的思考方式，非但沒有誠實地看待社會不平等，更帶來了「贏家的傲慢」與「輸家的羞辱」，正如政治哲學家桑德爾在《成功的反思》所提到的。[4]討論社會階級至關重要，因為它讓我們了解到自己會處於現在的位置，有很大程度是來自於原生家庭的優勢與劣勢。
看見階級內的異質性
《不平等的童年》詳實地記錄社會階級的影響，捕捉了常人看不見的結構力量如何形塑我們。然而，我認為本書在某些面向的探討稍嫌不足。例如，作者傾向將中產階級、勞動階級與貧窮階級視為同質的群體，而忽略了階級內的異質性。事實上，並非每個中產階級都用規劃栽培的教養方式，也有不少人看見自然成長的價值，或調和兩者。此外，作者似乎太過強調階級的影響力，隱含一種決定論的觀點，彷彿成人的未來發展早已被原生家庭的條件所決定。
針對上述的探討，我覺得台灣社會學者藍佩嘉在《拚教養》一書中就提供更細膩的分析。她從社會階級的高低與教養目標（規劃栽培、自然成長）的兩向度，畫出四個象限，分別為培養國際競爭力、規劃自然成長、培育階級流動力與順其自然造化，對同階級中的教養實作進行更多元且豐富的探討。書中也特別將教養視為一種反思性的實作與保安策略（security strategy），更能捕捉到父母在既定的結構底下，為教養實作賦予的意義詮釋。
結語：誠實面對不平等，培養感恩與謙遜
我認為閱讀《不平等的童年》重要之處在於兩方面。第一，作者誠實地探討既有社會階級的不平等，是如何透過教養實作與教育體制再製不平等。她邀請我們放下對於教養的執著與成見，去看見結構的力量如何影響著我們。意識到今天所站的位置，並非全靠自己的努力，而是一路上有許多經濟、教育資源的挹注。由於這樣的優勢並不存在於每個家庭，因此我們應保有更多的感恩與謙遜，同理每個家庭都很努力地在運用不同的資源，拉拔每一位孩子長大。
第二，本書讓我們重新省思不同教養方式的優與劣，了解規劃栽培並非「最正確」的教養方式。我們的社會主流肯定中產階級的規劃栽培，認為孩子「不能輸在起跑點」，同時貶低勞動階級與貧窮階級的自然成長，認為這些教養策略對孩子的成長毫無幫助。但是，拉蘿不斷提醒我們，規劃栽培的沉重負擔往往使家庭成員筋疲力竭，也可能在過度強調個人主義的權利感時，難以培養團體意識；相對地，自然成長則能讓孩子盡早學習獨立，並在尊重與義務的框架下培養深刻的家庭連結。
無論我們的成長背景為何，《不平等的童年》都邀請我們對每位教養者存有更多的敬意與善意。或許，下次當你在社會上看到令你眉頭一皺的父母時，我們能更溫柔地去同理他們的無助，以及他們的用心。
[1] 安妮特‧拉蘿（Annette Lareau），《不平等的童年：拚教養能翻轉階級嗎？》（新北：野人，2021），頁212。
[2] 同上，頁280。
[3] 同上，頁20。
[4] 邁可．桑德爾（Michael J. Sandel），《成功的反思：混亂世局中，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》（台北：先覺，2021），頁55。
